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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湖而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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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今日芜湖客户端           编辑:马卉卉

临湖而居。默念着这四个字,水波就荡漾起来,涛声就将人温柔地摇晃——

这是真实的:光和空气都有水的透明,水汽的滋润。波纹,在不断地进入草木,进入建筑,渗进人心。

很容易想到梭罗的散文集《瓦尔登湖》,和因为他这本书而著名的瓦尔登湖。我一直以为瓦尔登湖碧波浩淼,茫无涯际,写到这儿忽然想起这印象毫无根据,于是查了一下,惊奇地发现它不大,水面仅61亩,绕湖一周也就2.7公里。由此可见文学具有“放大”功能。不过,作为临湖而居的湖,也可以了。梭罗在这湖畔住了两年。但也有人调侃:瓦尔登湖距康科德市只有2公里,朋友在康科德的饭店大喊一声,梭罗立即就出现在朋友面前了——这就是当代城市和大自然理想的距离?


我曾临湖而居二十余年,那湖面积135平方公里(20余万亩),汛期,湖水直达我居住的屋前,四季涛声入梦。我写作的作品,几乎都与它有关,但我没有写出一本像梭罗《瓦尔登湖》那样事无巨细流水账一样记下来的书。现在仍然没有这想法,以后也不会。都在湖边居住,区别应该在于我是从出生起,就自然而然地住在湖边,并且远离市镇,而梭罗是怀着一个想法,选择离康科德市只有2公里的瓦尔登湖边住了2年。

这是城市和自然的区别。

如果将《瓦尔登湖》作为文学作品,我几乎读不下去,它仅仅是一个人的日记而已。

我,或者说中国人,和梭罗相同的是临水而居。

临水而居可能主要是中国的文化观念。虽然水是生命之源,文明之母。所有的生命所有的文明都离不开水,但没有哪个国家或者民族像中国人这样亲近水,历史上,我们的祖先一直是逐水而居。我甚至以为,中国的文化,到了使用毛笔和墨时,才润泽,鲜活,灵动起来的,而毛笔和墨依靠的就是水。

水理所当然地流进了中国的建筑。村庄,城市总是被安置在纵横交织的池塘,溪河,湖泊之间,徽州的村庄还将水引到家家门前,甚至引到家中,彻底地户户流水,这,不能仅仅用方便用水来解释。那引到门前,家中的流水,流动的是灵魂——中国的建筑强调人文景观存在于风景之中,体现中国文化内涵,而其灵魂就在于水。趋吉避凶是人的本能,东西方各国古代都因此产生了占卜等有关专业。中国古代产生的有个风水学。“风水”这名字就颇有意思——“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。”这是圣人孔子说的,但风水学的命名却就把山丢掉了,只看重水。建房选址上,风水学更强调“未看山,先看水,有山无水休寻地。”“水为气之母,有山无水休寻地。”而水以湖最佳。北宋文学家,李清照之父李格非的《洛阳名园记》中写道:“洛人云,园圃之胜不能相兼者六,务宏大者,少幽邃;人力胜者,少苍古;多水泉者,难眺望。兼此六者,惟‘湖园’而已。予赏游之,信然。”——从中晚唐起,士大夫们要求身居市井也能闹处寻幽,唐长安,洛阳和宋开封都建有大量宅第园池,从《洛阳名园记》一书中可知它们都必有水,而且以临湖的“湖园”为上上。这些名园各具特色,这种根据造园者对山水的艺术认识和生活需求,因地制宜表现山水真情和诗情画意的这些名园,历史给了它们一个共同的名字:“写意山水园”。

临湖而建的住宅,深得写意之神,即使门窗关上,室内的空间也仍然向着浩淼的湖水敞开,而浩淼的湖水,也将它的开朗,浩阔向室内的人敞开——那墙和门窗,本就不是为阻隔水声而设的,本就不能隔绝水声;即使枕上入睡,也仍然会风涛一一吹成梦,枕上醒来若有痕。

因此,即使不是士大夫的庄园,只是平民百姓的民居,中国人也会极其认真地尽自己最大可能建造好。这是中国人与梭罗的不同,梭罗在瓦尔登湖畔建造的,只是个仅仅花了28块1毛2分5的临时住所。

西方著名建筑师霍尔在《感知问题:建筑现象学》中说:“建筑就是通过感知现象的沉默来诉说的。”他说的不是水,但我以为,这提供感知的沉默的现象,最好的应该就是水,尤其是浩淼无际的水。这样的水所构成的“空虚空间”,就成了在我们家庭生活与日常世界的一处神圣空间,在每一个家庭的室内空间里,就有了液化的阳光相互舞蹈交织在一起的跳动。

现代都市生活的悲剧之一,就是城市建设把人们跟天气日常变化的不可预见性和诗意隔开。这一点,在“现代建筑”盛行的今天,似乎越来越不可避免,何况人本来就是建个房子把自己关起来的动物?但临湖而居,这种阻隔即使不能完全消失,也消失得差不多了。

湖水与居住的建筑,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东西,但当它们也比邻而居,就都因为对方的存在而有了喻象性或象征性。而喻象性或象征性即使不是文学化的,也是文化的,这样根本不同的两种喻象并置在一起,处于其中的人就会感受到它们产生了一种动态的张力。霍尔说:“在张力中工作,就会呈现一种独特的意义和强度。”我补充一句:这种意义就是诗意,这种强度就是人性和自然叠加的强度。

沈天鸿 文 李陶 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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